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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诺奖得主中村修二批评东亚教育是浪费生命，你怎么看？
随着最新一届诺奖陆续颁布，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科学家们又一次无缘诺奖舞台，抛开和平奖文学奖这些沾染政治的奖项不谈，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领域里也依旧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所以近日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的一段采访再一次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14年凭借蓝光LED获得当年物理学奖的他在得奖后第二个月的记者采访会上就对日本的专利法乃至东亚的教育体系做出了强烈批评。
在采访中他说到“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亚洲的教育制度完全是浪费生命。”如今又一届诺奖颁布，中村修二的批评，八年后的今天越发值得我们深思。
早在2014年中村修二获奖时，媒体就以《无人相信的发明》报道了这个科学家中的异类，回顾他的生平，确实和我们印象里的科学家不大一样，出身渔民家庭的他考试能力并不出众，要是按中国的录取率的话，他在很多省份甚至都考不上一本，最后只考上了在日本不算很突出的德岛大学，一所qs平均排名739名的学校。
按理说未来的诺奖得主，至少也是东京大学这个水平的，而且中村攻读的还是电子工程，学校里甚至没有物理系，但中村本人对物理学非常热爱，他的物理学可以说完全是依靠自学，对于应试教育和分数论十分苦恼的他，会对日本教育这样批评也是情理之中。
一、东亚教育的光与暗
尽管中村修二用“浪费生命”来形容，但东亚的教育体系在世界教育行列中常常处于一个围城的状态：外头的人觉得可圈可点，但里头的人叫苦连天。
不采用这套体系的地方对这套体系的效率颇多赞扬——以擅长考试著称的东方教育多年来无数次让世界为之震惊，不仅最短时间内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扫盲，考试成绩也让西方为之侧目。
在1964 年进行的第一次国际数学研究（FIMS）中，日本作为来自东亚的唯一参与者，得分超过了所有国家。托福和GRE的考试官方也曾多次对亚洲学子的高分比例表示质疑，毕竟作为非母语者，这样的成绩堪称神奇。
而在2009年和2012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中国上海中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方面的得分远高于英国中学生。到2015年时，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数学成绩的前五名就全部来自东亚了：分别是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日本。这一结果直接促使英国教育部在2016年7月就宣布将针对数学进行教育改革。
不仅鼓励英格兰一半的小学采用传统的亚洲数学教学方法，还向学校拨款 4100 万英镑用于购买新教科书并资助教师培训。
而采用这套体系的地方的人们又对其深恶痛绝——很多年来，中日韩的应试教育一直为学生家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诟病，中村修二自己吐槽的日本教育，甚至已经是东亚相当不错的教育水平，中国的应试补习文化这么多年已经是声名在外就不多说了，衡水中学的故事大家也耳熟能详
在海对面的韩国，高考对于数十万韩国学子也是噩梦般的存在，一考定终身并不是一句玩笑话，韩语中有“四当五落”的说法，也就是“一天睡4小时不一定考得上大学，但是一天睡5个小时肯定考不上”，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而同为一套教育体系的日本，在学业压力上当然也不会好到哪去，每年冬末的日本都被称为考试地狱，因为在这个月要迎来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考不上选择复读一年的学生会被称为“浪人”，这个充满历史感的词汇代表的就是高考失败会让自己乃至家族蒙羞。
在2014 年的一项分析中，日本精神病学家发现，他们调查的复读学子中大约有 58%患有抑郁症，其中约20% 患有严重抑郁症。
而2000 年发表的一项类似研究则发现，与欧美青少年相比，中日韩青少年的临床抑郁症发病率更高，并发现东亚青少年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大学招生系统的压力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研究人员在2010 年表明，东亚三国“竞争性和惩罚性的教育环境”直接导致了“高水平的压力和生理症状”。
二、东亚教育的源起——普鲁士
事实上东亚三国现代教育体系并非是突然形成，作为受儒家文化和科举传统影响的三个国家，本身就对“开科取士”有着深厚的承接土壤，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则是来自普鲁士。
因为在19世纪前，教育在东西方都没建立起规模，不管是私塾还是家教，抑或是书院学宫，都是不契合对大规模劳动人口进行教育的传统的，换句话说，教育，是一种小众的奢侈品，而在欧洲的普鲁士，就孕育出了今天教育制度的雏形。
可汗学院的创立者萨尔曼可汗在他的《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中指出了现代教育制度的普鲁士起源，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教育的标志：专用的教学楼、标准化的课程、教师资格证、早晨到校、40分钟内安静坐在座位上等等规则，都诞生在18世纪的普鲁士。
彼时的普鲁士被拿破仑的军队击败，因此他们决定建立起一支由受过良好教育、忠诚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没错，现代教育的建立并非出于提升国民文化水平的原因，而是为了大量制造忠诚且乖巧的国民。
专制主义的普鲁士反而是世界上最早对义务初等教育进行税收资助的的国家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初等义务教育反而兴起在现代民主制度之前，并且由一个非民主政权所创建的。
孩子们从小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规则，遵守秩序，尊重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最终要服从国王。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不仅迅速制造了一大批受教育人群，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还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原动力。
基于当时的发展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此后普鲁士的教育体系也被认为是预防社会动荡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
随后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一体系自然暴露了其缺陷和不足，人们逐渐发现这一体制阻碍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学生对更为深入的探究毫无兴趣。而如今的经济现状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创新需要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特点与这一需求是完全相反的。
三、普鲁士教育的东亚版本演化
进入十九世纪末期后，东亚三国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但由于共同受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对这套体系进行了扭曲和加重。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东亚国家对于入学特别是大学入学考试，总是和长久的科举进行糅合，科举在古代社会是个很高水平的制度，用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并且塑造了一个用智力取代门阀世家的规则。
但是科举制度的优点虽然在西方受到推崇，但是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像中日韩这样，把社会上极大的财富分配给极小的一群有功名的读书人，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文化潜意识。施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今天，甚至人类登上月球三十年后的新世纪，高考依然如科举考试那样是高利害考试。
东亚三国家庭投入到子女教育之中的时间和资本是西方社会望尘莫及的。可在西方的社会分层中，体现出了多元分层特征，即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三个标准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相互转化。
可直到今天，教育几乎依然是中国社会底层上升的唯一通道。科举时代的学校与今天的学校虽然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教育组织，但他们背后有着共同的结构性因素，即社会上升通道的狭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否在高考中胜出对于个人命运关系极大。
可如果要和科举类比，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选拔训练有素的成年人的类似公务员考试的合格式考试，而为高等教育服务的考试，目的则是选出可塑性强又有创造力的人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强化，而且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广为人知，它高效但又没那么精准科学，又怎么能仅仅以一场考试就衡量考生的兴趣、天赋、志向、动手能力呢？
因此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学到的知识视为探索世界时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美国的教育制度就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例如SAT的分数只是录取考量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每年还有6次报考机会。东亚的考试往往一年只有一次，而且一锤定音，参加第二次考试的成本极高，学生个人的容错率极低。
而我们很多对高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高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短视的行为了。
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化的起源之地欧美国家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相对自然的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不同，完全是被长枪大炮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不论日本还是中国，现代化几乎就伴随着战争。
而为了赶上其他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所以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反而比老牌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
所以，最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我们往往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未来的诺奖得主和优秀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四、东亚教育的未来？公平与质量的两难抉择
事实上，面对应试教育带来的种种困境和负担，东亚国家内部也十分苦恼。
日本尽管全国高中入学率几乎达 100%，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国立高中和私立高中、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依然残酷。这成为困扰日本教育改革的一个现实难题。
日本20世纪90年代就摸索了教育改革，称为“给孩子成长空间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轻中小学生死记硬背的负担，为创造力和独立思考提供更多自由。不幸的是，大多数改革在取得成果之前就被放弃了，因为人们普遍批评这些改革导致了学业成绩的下降，最终不了了之。
几番改革追求素质教育的结果是这些孩子陷入了另一种“考试地狱”：许多人参加了补习班，而且成本往往远远高于生活成本，有些家庭只是为了支付补习班的费用就负债累累，据估计，每个孩子每年补课的费用可高达 13,000 美元，即便是在发达国家的日本，这个数字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轻松拿出来的。
而在韩国，长期以来，高中招生采用竞争性的考试制度，致使争夺 “名牌”高中的现象愈演愈烈。为了矫正高考片面应试影响，韩国自1994年起上调大学录取新生时高中成绩所占比例为 40%，但这样又产生了新问题。由于各校考试水平和评分标准不一，而大学录取计入高中成绩比例却是确定的，因此有的学生在高中后一阶段直接转学到差学校，以求高中毕业考试获取高分升入重点大学。
因此重重压力之下，教培机构也就应运而生，韩国就是一个补课大国，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2019年公布的资料显示，2018年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生人均每个月课外辅导费为29.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元1733元），课外辅导总参与率高达72.8%。
而我国补课的大潮也同样不相上下，近年发布的 “双减”政策，就明确了“压减学生作业量”“从严治理校外培训”等方面，但课外培训班被严管后，家长们又开始担心：如果市面上没有补习渠道，那么学校、地域间教育资源的差距，靠什么弥合？
事实上，整顿教培在韩国早已开始。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韩国就开始压制国内的补习大潮，试图平衡公共教育与私教的关系，同时更新教育理念。对于韩国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想要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愿望无比强烈。
但是他们的家庭的经济实力、所处的阶级和手握的资源，都会成为实现这个愿望的巨大障碍。据2012年韩联社报道，有研究结果表明，韩国父母月收入每高100万韩元，其子女的英语托业（国际交流英语考试）就会高出21分。英语水平的差距又与就业机会和年薪成正比，托业成绩每高100分，年薪就会高出170万韩元。所以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只能死磕学习成绩，所以就必须要补课。
回过头来看向我国的教育，早在1996年的九五计划等国家层级的政策文本就确认了要从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然而在现实中，应试教育却越来越恶劣，“高考指挥棒”在基础教育中的实际作用却越发突显，教育改革与效果长期脱节。
2000年以来，各省的省级层面也在努力地执行着教育部制定的减负政策与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一个集中力量就能办成大事的国度，为什么对于应试教育的改革却一再失灵？
其实回顾历史，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实现最短时间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而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绕开高考马其顿防线，早早的送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完全移民，否则一旦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深渊。
所以即便是诞生在西方的考试例如托福、SAT，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无法挣脱。
我们从根本上说，应试教育是教育需求远大于供给所引起的畸形竞争的结果，可以说只要教育供求关系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则应试教育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我们所讨伐的应试体制不过是在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失衡和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是千万中学学子在面对统一高考这一选拔形式时所采取的一种溺水时的自救罢了，即便是其中表现较好的日本，也没能完全打破这样的魔咒，东亚教育里损失的难以估量的人力成本，又不知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只有年复一年的送考大潮依然在继续。
